文明多樣性的深化是增加現代社會復雜性的重要原因。如何認識文明多樣性的深層法則、本質與趨勢，如何處理、統籌不同文明體之間及同一文明體內部的復雜關系，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，也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。

一

在黑格爾看來，世界歷史的推進，也就是處不同區域的文明的主導地位的變更、轉換。東方是世界歷史的起點，是“歷史的幼年時期”，希臘是歷史的“青年時代”，羅馬是歷史的“壯年時代”，日耳曼是歷史的“老年時代”。左右不同文明地位轉換的深層法則，是理性和自由。理性和自由如太陽一樣從東方升起，最終轉向了西方。“東方從古到今知道只有‘一個’是自由的；希臘和羅馬世界知道‘有些’是自由的；日耳曼世界知道‘全體’是自由的。”黑格爾雖然看到了文明體的多樣性、文明發展等事實，但其倫理立場卻是西方中心論、特別是德國中心論。黑格爾實質上對不同文明體的平等地位、平等可能性進行了哲學否定，他的文明觀是一種單一中心的文明樂觀論。

斯賓格勒認為，文化是主體的創造過程，文明是文化的既成狀態。“文明是一種發展了的人性所能達到的最外在的最人為的狀態。”一方面，作為有機體，任何一個文明都有一個根據特定環境發揮自身潛能的過程，不同時代與區域的人們必然建構多樣類型與形態的文明，文明必然是多樣性的。另一方面，每一種文明有機體都有一個生成、發展、衰退的過程，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長久地占據主導地位，再強大的文明，包括西方文明都會由盛而衰，甚至走向消亡。“我們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，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黃金巔峰。”斯賓格勒的文明觀是一種多元中心的文明悲觀論。

在湯因比那里，左右新舊文明轉換的法則主要有兩類，一是自然的法則，一是人性的法則。在文明的生長早期，自然法則起主要作用，但隨著文明的成長，人性法則日益重要。“人類離開原始狀態愈遠，愈是有能力按照他的需要并且在需要的時候‘化黑夜為白晝’。”在這兩種法則的左右下，人們會遭遇各類挑戰，并進行不同的應戰，建構起多樣的文明。即使“對于同樣的一系列共同的挑戰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經驗”。在挑戰與應戰中生成的多樣文明，往往由于彼此之間的戰爭特別是內部的沖突而走向崩潰。湯因比希望通過喚醒人們的主體潛能，“依靠人類曾經自由運用的智慧的源泉”，避免世界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重蹈衰落、崩潰的覆轍。湯因比的文明觀是一種以文明的多樣性、可能性為基礎的文明拯救論。

黑格爾、斯賓格勒、湯因比從不同維度對文明多樣性進行了探索，但他們并沒有或者說還沒有條件，真正站在全球史、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待文明多樣性。他們思考多樣文明的主要目的，是為了探索西方文明的命運，不同程度地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色彩。而我們需要對文明多樣性進行更為具體的哲學沉思。

二

反思世界文明史，從文明早期到現當代，人類文明始終在兩個層面上表現出多樣性，一是不同文明體之間的差異性、多樣性，一是同一文明體內部構成要素、構成領域的差異性、多樣性。正是這雙重的多樣性，推動著文明的不斷進步，也使人們不斷遭遇新的問題和沖突。可以說，“文明”與“多樣”具有共生性，多樣性是文明的內在本質性特性，是文明得以發展的內在結構性動力，也是導致各類文明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在反思與分析的意義上，文明多樣性的成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：自然與社會。自然生態的多樣性是文明多樣性的重要基礎。正如黑格爾所說，“地理的基礎……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‘精神’所從而表演的場地，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，而且必要的基礎”。也正如孟德斯鳩等所認為，不同的地理區域具有不同的特點，人為了在這些不同的區域生存、發展，必然形成與具體的氣候、資源等條件相適應的不同的生存方式、生活方式、行為方式、制度方式、空間形構、思想觀念等，形成具有不同特點的多樣文明。

人的稟賦、行為、習俗、觀念等的多樣性，特別是多樣的分工領域一旦形成，就超越了自然生態，成為文明多樣性不斷推進和深化的重要原因。文明多樣性具體表現為不同的人群、共同體具有不同的空間營建方式、行為與制度習俗等，而文明多樣性的深層本質、核心內容則是社會分工、分工領域的多樣化。所謂分工的不斷發展，也就是人們日益成為分屬于不同群體、領域的專業、專門生產者。正是這些日漸多樣的專業、專門生產者，生產、營建出日益多樣的空間、器物、制度、精神等文明成果。反思文明史，可以說，分工的深化推動著文明的進步，沒有分工的不斷深化，也就沒有文明的不斷進步。分工的深化同文明的進步和多樣化是同一個過程。

在看到分工深化與文明多樣性巨大成果的同時，也應該看到，分工與文明的不斷深化與多樣性，是一把“雙刃劍”，是一個必然伴隨代價與風險的過程。在文明與分工不斷深化進程中，人們日益結合成具有不同的行為方式、思維方式甚至信仰方式的多樣、差異性群體，這些不同的群體之間現實性地存在觀念、利益等分歧。當出現領域壟斷、利益固化、新興領域和分工迅速沖擊甚至取代傳統分工方式、分工領域等現象時，就可能產生社會沖突甚至劇烈的社會動蕩。把握文明與分工發展的歷史趨勢，建構規范文明多樣性的倫理法則，對減少文明與分工深化中的代價、風險與問題，具有基礎意義。

三

反思世界文明史，不同文明體之間在資源占有、發展機會、綜合利益等方面的總體均衡，是文明演進的一個規律。從來沒有一種文明或者說一個文明體可以長期孤立地存在、長期孤立地單獨發展自身、長期單邊地處于領先地位并保持發展優勢。如果一種文明、一個文明體長久地比其他文明、文明體發達，它總會由于各種內外部原因導致沖突的發生、衰落的來臨。在歷史長河中，文明在總體上是以文明群、多極文明的方式存在和發展的，正如城市是以城市群的方式，人是以人群、社會的方式發展一樣。在追求自身發展時，兼顧其他文明、文明體的利益，保持不同文明、文明體之間的總體均衡，日益成為追求與推進發展的自覺選擇。

總體均衡的法則，也適用于文明體內部。任何一種文明都不是抽象物，而是由不同的領域、部門、要素等構成，并最終由處于不同分工領域、從事不同職業、具有不同觀念的多樣、差異人群構成。能否保持諸多的差異性人群在發展利益、發展機會、發展代價等方面的總體平衡，是一個具體文明體、一個國家和區域能否兼顧穩定和發展的重要條件。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《集體行動的邏輯》《國家興衰》等著作中所揭示的，不同利益集團在經濟機會、政治機會等方面的平等，是實現國家與區域穩定的重要前提。發展利益、發展機會長期固化，缺少流動性，是一個文明體遭遇諸多層面沖突甚至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。防止利益與機會的固化，使所有分工領域、空間區域、語言區域的人群都有可能獲得經濟、文化、政治層面的上升通道，是實現一個文明體穩定、發展、不分裂、持續繁榮的重要前提。

總體均衡、差異與流動相統一，是文明多樣性健康發展的客觀法則。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個法則的現實化、內在化。在注重“空間實現”的同時注重“心性內化”，對推進文明多樣性的健康發展具有基礎意義。

營建公共空間，是促進文明多樣性有序健康發展的一個基礎路徑。人們日益分布、分屬甚至相對固化于不同的空間，是文明多樣性發展中的一個客觀現象。空間的不斷分化、相對固化，對文明多樣性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也成為固化、拉大人群的隔膜、差異的重要原因。沒有共同的空間，沒有共同的活動，也就沒有共同的意識、共同的情感。公共空間的自覺營建、有效運行、有效管理，對克服、減少不同人群間的差異、隔膜、沖突，減少文明多樣性的負面作用，具有重要作用。

在營建公共空間的同時，自覺促進文明多樣性客觀法則的心性內化，能夠為文明多樣性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主體保障。正如湯因比等所指出的，文明發展程度越高，人的心性、意識、觀念等主體素養對文明的促進、制約、轉換等作用越大；文明的進程雖然問題不斷，但人們可以通過調適、規范自己來克服可能的問題，減少文明的沖突，防范文明的衰落。沒有人們對文明多樣性的客觀法則的自覺把握，對文明多樣性的正向與負面作用的全面把握，并形成與此相符合的自覺倫理規則、倫理素養、主體心性，并轉化為自覺的行動，也就沒有文明多樣性的真正健康發展。

（作者單位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）